张仁杰越来越疲惫。由于电脑的老旧，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上网，自然也无从关注他的网站上又发生了什么。“不看也好，我害怕看到。”随着张仁杰以及他创建的“感恩中国”网站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接到的求助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能力。而那些强烈地向张仁杰递交求救信号的人们，也显然忽略了张仁杰只是个普通男子的事实，不约而同地将他尊奉成救苦救难的神仙。

                   一碗面条改变了生活
    2004年底的张仁杰从武术学校毕业，刚在北京找到一份健身教练的工作，那时他还是个相对单纯、也相对快乐的小伙子。但他的性格改变了这种生活——每当看到路边的流浪者，出于良心驱使，张仁杰总是上前问个究竟，给人家买碗热面条或送到救助站，回来后又去网上帮忙发布个救助信息。在北京市西苑菜市场遇到正在乞讨的残疾儿童王雪萍后,他的帮助超出了一碗面条或一条信息，开始为王雪萍筹集手术费用。在一个老大爷的指点下,他找到报社和电视台，最终得到由佳洁士与儿童希望基金会设立的佳洁士“资助专款”提供的全部治疗费。在王雪萍做手术的病房里，张仁杰比主治医生还要有威信，同一病房的另外两名正在等待治疗的孩子“小文”和“小武”，也是在张仁杰的奔走下进入医院的。
    张仁杰的生活逐渐被这样的奔忙充斥，不仅白天忙碌这些，每每还要夜半归家。他的家，是租金很低、一台破电脑和几件衣服就可以堆满的超小房间，他把这里称为“感恩中国”总部办公大楼——据他自己说，在一次次求助失败后，他在温州某电脑公司打工的哥哥张仁俊建议他成立个人网站，在网络上呼吁一下，于是，在张仁俊的帮助下，仁杰博客和“感恩中国”网站相继成立。哥哥问他，“为什么要叫‘感恩中国’？”事实上这也是大多数人浏览到这个网站后感到不解的疑问，张仁杰回答：“人应该懂得知恩、感恩。”
    张仁杰自己就曾流浪过，是一个好心的老人把他送到武术学校去学习，使他最终有了一技之长得以养活自己。对这个老人，张仁杰一直抱着莫大的感激，因为深知老人的恩德对自己这一生的至关重要，他发誓也要做一个象老人那样的好人。
    但2006年，他赖以生存的工作，已经越来越不成样子，为了帮助那些乞丐和穷苦人，他几乎连睡觉都挤不出时间。这使得他个人的能力也越来越微薄，只能将大部分希望寄托于奔走呼吁，以得到好心人的帮助。

                    一个孩子改变了心境
    张仁杰说最近自己的脑子混乱极了，采访中的我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当问起小杨丹的故事时，他说记不得发生在哪一年，最后才确定“是2006年的事”。他说自己“太累了”，不愿意想，不愿意听，也不愿意回答。
    小杨丹是张仁杰在北京的五道口城铁桥下面遇到的7岁女孩，不幸地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父母非常希望能得到一笔治病的钱，因此带着杨丹以及她更加幼小的妹妹，在京城乞讨生活。在张仁杰想靠近这家人的时候，曾被人提醒“他们是骗人的”，张仁杰将这一细节写进他的博客，似乎为了反驳那些人，“他们是真实的”。
    为了帮助杨丹得到一笔钱治病，张仁杰想了很多办法，他跑到医院说愿意把自己抵押在医院，为医院打工来还杨丹的手术费，结果他这一单纯而冲动的想法被善意地拒绝。他还赶到某富翁在某高校的演讲现场，在会场里大声请求富翁帮助杨丹，得到的结果是不了了之。张仁杰把遭受的这些都视为“人间冷暖”，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他在博客里大力感谢，但对那些冷漠的看客，甚至是无情地拒绝了张仁杰的人们，他并没有表示出抱怨。
    张仁杰为杨丹付出了很多精力，当他终于得到一个好心人的答复，愿意支付杨丹的2万元手术费时，张仁杰兴冲冲地打电话到杨丹的家乡，却得到了一个噩耗——杨丹头晚刚死于心脏病发作。张仁杰为此不吃不喝地躺了好几天，并且产生了平常没有过的思索。他自己也承认，越到最后，越感到自身的渺小与无能为力，一开始的他，只是出于感恩之心奉上热情，却没想到这竟然逐渐成为他的“人间正道”，不但对那些等待救助的个体产生了感情，还要品味其中的冷漠、失败与痛心。

                       看不透的2006
    2006年，应该是张仁杰的“媒体年”。几家大媒体都对他进行了深入的采访与报道，还包括远道而来的凤凰卫视，张仁杰和他的“感恩中国”，更是在网络上被讨论出各种角度与深意。有人把张仁杰称为“丐帮帮主”，赞扬他是“最高贵的人”，也有人责怪他执着于悲剧，甚至有人质疑他背后的利益驱动。
    张仁杰对此表现得很无所谓，令他动情的，只是那些细节，比如找不到家的老奶奶，饿着肚子的老伯，他甚至没有将这些个体上升到一个群体，也没有把自己的行为提升一个层次，他只是反复地记录和计算他已经募集到多少捐助，以及还需募集多少捐助。
    过于执着于细节的结果，是他开始迷茫，并且在2006越发迷茫。他还开始自卑，他说：“我会想，我算什么？我有什么？我究竟能帮助谁？”他说：“除了一部破电脑、一部旧相机、一双破皮鞋，我什么都没有。”
    前些日子，随着北京低温的来临，张仁杰思量再三，花三十五元钱买了一双新鞋，回到小屋后，他分别为新、旧两双鞋拍了照片并帖在博客里，语气中不无伤感。这种心情在张仁杰来说，似乎是个新变化。他不再是几年前那个一味充满热情，满怀感恩的男孩子，这场战线拉得太长、战略又十分薄弱的民间救助行为，带给他的只有疲惫。
    在解决了张雪萍和小文、小武的手术费用后，张仁杰在2006年的下半年，又把大部分关心给予了流浪老人群体，两年多了，虽然他的名声越来越响，但他的救助行为还是停留在很具体也很初级的阶段：把收到的捐助物品分头发给流浪者，给他们买碗热汤面，或者带那些脏得不象话的流浪者去洗澡。
    同时，张仁杰和“旧相识”们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王雪萍的大伯说的一句话，让张仁杰唏嘘不已，那是在大伯喂王雪萍吃饭的时候，拒绝张仁杰帮忙，并说：“如果哪天我死了，就要你来喂了。”
    这句话带给张仁杰的不止是对生命无常的感慨，更多是忽然意识到的、生命背后需要承担的那些无形的漫长的责任，他感到迷茫，感到忧虑，他既不认为自己有承担这些责任的能力，更不认为那些经过救助、度过了一时危机的人们有能力承担。媒体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张仁杰寄望于减轻压力的途径之一，因此，张仁杰从不拒绝采访，他希望通过媒体的帮助，可以得到更多人的帮助，但虽然主流的媒体都对张仁杰及他的“感恩中国”做出了报道，但张仁杰的运营档次仍然没有提高，这也许和他的性格及操作方式有关系。他本希望通过网站吸引到资金，除一部分用于自身运营外，其余全部用于“感恩中国”救助基金。但与外界的几次尝试性的接触下来，张仁杰感到一些灰心与茫然，他自己也反思说：“我觉得迷茫。但好在这一年的迷茫里，思路也逐渐清晰了。”看来，张仁杰也希望在未来能使冰山的一角浮出水面，并且在努力向这一目标靠近。

                     穷人的大智慧
    有时候，一些基督信徒来到张雪萍的病房，说一些“感谢神救了你”之类的感恩之语，张仁杰便十分反感，他不客气地说：“明明是好心人救的！”有网民调侃式地评论说：“好心人即穷人是也。”
    2006年10月的一个深夜，张仁杰带一个流浪老人去吃热汤面，正巧小饭馆里的黑白电视机里播出了东方时空对他的专访，结帐离开后，一位老人从饭馆里追了出来，执意要把自己捡垃圾换的六元钱塞给张仁杰，老人说：“孩子，好人！我没有什么文化，但是我知道这就是和谐社会。”
    老人留下的发黑的纸币，以及那句话，震动了张仁杰，他开始意识到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当晚的他，回到小屋后在博客中写道：“和谐社会不是你我之间的和谐，而是你我他，我们大家的和谐。那些流浪的孩子和奶奶们他们也是一个群体，他们也需要我们正常人的关心和照顾，做为一个正常的人来说，我们就应该伸出我们健全的双手来拉他们一把。”
    然而，当我问他“帮助他的富人多不多”时，他笑了一笑，说：“哪里有什么富人，还不都是穷人帮穷人。”在杨丹死后，张仁杰把与孩子共同生活过的点滴用帖子发了出来，引起了网民的强烈议论，在同情杨丹的悲惨命运时，也将矛头直指中国的富人：为什么在奉献爱心的人群中，不见富人的身影？有的网民认为仅凭张仁杰的杯水车薪之力，难以行之有效，引导或鼓励富人加入才能使救助行动有所意义。
    持后者意见的网民，甚至在提出建议的同时，也指出张仁杰的想法太幼稚，认识不到一个人的力量有限。相比一浪高过一浪的背景声音，张仁杰的声音倒始终简短而有力。他回答说：“我知道我的能力太有限了，以前也有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还有国外的媒体告诉我‘这件事应该由你们的政府来做’，我当时回答他‘如果个人都不做，还有什么资格埋怨政府’。”张仁杰还拿这句话反驳过那些态度冷漠的人，那些人表示“当今社会自顾尚且不暇，怎么还有多余的能力去关心乞丐这么边缘的群体”。
    对于“为什么没有富人的加入”的提问，张仁杰干脆地回答：“我不知道。一定有他们自己的原因吧。”大部分时候，对待基督徒的尖锐在张仁杰身上隐蔽到几乎看不见，只剩下心甘情愿的感恩。心思单纯的张仁杰其实有一种大智慧，他聪明地维持了一种和气局面，这样才有利于事件的初衷——毕竟“感恩中国”行动始终在期待富人的加入。

                   富人为何缺席
    而起码到目前，张仁杰来自富人的回答，大部分都是拒绝、沉默。被千夫所指的“富人的身影”，究竟是哪一个群体和阶层？张仁杰理解是“企业老板”这样的社会“精英”。然而越是“精英”越独立，个体差异很大，其中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因此，他们表达的是更庞杂、更深刻的观点，也有部分人是出于这样的苦衷：在目前的商业环境下做慈善事业，树大招风，弄不好反搞得自己筋疲力尽，灰头土脸，成为又一个张仁杰。此外，虽然大多数人都承认，富人对穷人的救助并不是一项义务，但仍有大多数穷人认为富人帮穷人一把是天经地义，一旦富人拒绝帮助，便会遭到指责、攻击甚至漫骂，而这样的仇恨情绪使富人们难以接受。
    此外，救助环节中的不规范也时有发生，富人通过组织机构捐助的救助款不能到达穷人手里，某位海外富商曾为家乡捐了一笔巨款，可是大部分都被各基层干部以种种名目“吞”掉……救助中孳生的不愉快，导致富人对救助穷人越来越冷漠，即使愿意救助，也更愿意以“对一个人”的名义，而不是“对一个机构”的名义。
此外，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慈善行为常缺乏“理性的回报”，如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来鼓励慈善事业等机制，以及这个时期的富人自身缺乏安全感，一些“求助”事件的失真，都会令富人心灰意冷。民众如果能对这些细节加以理性对待，将更有助于建立起一个“富人”与“穷人”之间互助的良性互动。
    处于“穷人”与“精英”之间的“中产”阶层们，又是如何看待富人的缺席？事实上，大部分人对张仁杰一无所知。看过张仁杰及他的“感恩中国”资料后，加拿大归国后在北京外企工作的黄小姐认为：对弱势群体的救助，首先应是政府的责任，在国外，即便是个人的慈善行为，也是建立在政府保障救助机制的基础上的，作为个人，其实并没有这个义务，也根本揽不完这样的事；而深圳的某国企高管高小姐认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仍有欠缺，纵然是富人阶层也好不到哪去，大部分有钱人还属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暴发户，没有回报社会的意识和境界；人民银行的李先生则认为，如果是出于作秀需要的奉献，精英们会考虑到媒体影响力大的活动；而如果确实是出于个人的爱心，精英们也不会选择张仁杰这样的“中介”，没有契准精英们的内心需求与方式，也许是“感恩中国”没能吸引富人的原因之一。
    在采访中，上海的刘一宇先生还从心理学角度提出对张仁杰的疑问：把自己多余的用于帮助别人，是一般正常人的心理；虽然要花费些精力，但对自身的利益还没有重大影响的范围内帮助别人，是一个善良普通人的心理；而牺牲和压抑自身的正常需求，并以更高的道德标准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从心理专家角度看，是一种不太好、也不被倡导的心理状态。
    看来，决定张仁杰以及他的“感恩中国”的未来的，显然不止一种两种力量。但好在张仁杰对这些众说纷纭的声音表现得很豁达：“能引发人们的思考，就说明我的路没白跑。”正如同来自上海的刘小姐所认为：“无论如何，张仁杰的做法有意义。他的网站展示给人们一个真相，也拉近了一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