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补交出走作业，这次出走的经过请欣赏荷包的散文，当时我没能进普门寺考察，只是绕到寺院的西侧瞭望一番，针对其布局特点，我和荷包作了几句探讨。现在参考网上的相关资料和社友的照片，从普门寺引出佛寺的布局，下面简单谈谈汉地佛寺的布局变化。

（2）我国佛教寺院从汉明帝时在洛阳城西创立白马寺开始迄至清末，历时一千九百余年，因受信佛人士“舍宅为寺”之风的影响，它的平面布局除石窟寺外一般多采用院落制。但寺院的主体建筑，各时期却不尽相同。

（3）第一阶段，以塔为主体或中心。前期，汉魏如古代印度，因塔藏舍利，为寺的主体，故径称“浮图”或“浮屠”而不称寺。中期，以塔为中心，殿为附属建筑，这种形式从汉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中间虽出现过以塔、殿同为中心的布局，但除在石窟壁画上见其形制外，并未见实例。后期，前塔后殿。佛塔之所以建于寺院的中央，是为了便于信徒的环绕巡礼。塔藏佛舍利，故有劝人礼塔之举。以塔作礼拜中心之风，一直延续到隋末唐初。现存的辽金时代寺院，也每有将塔建在殿前的，如应县佛宫寺、涿州普寿寺、庆州塔子白塔寺、沈阳广祐寺、辽阳广祐寺、浑源县圆觉寺等。因辽代师承北魏，金又学辽，故辽金寺院的平面布置，较少受到隋唐以来中原地区佛寺格局变化的影响。塔、殿并重的东塔西殿或东殿西塔制，在日本可以见到，前者有川原寺，后者有法隆寺。在我国石窟壁画中也能见到这利塔、殿并重的布局。

（4）第二阶段，唐高宗乾封二年（667）道宣律祖依据戒律及僧侣学修，在《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和《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寺图经》中提出一个理想佛寺模式：“总有六十四院。通衢大巷南有二十六院，三门之左右。大院西门之右六院。东门之左七院。中门之右七院。中门之左六院。绕佛院外有十九院。中院东门之左七院。中院北有六院。中院西有六院。正中佛院之内有十九所。”这是一种复合型的多空间模式佛寺，学院化色彩突出。它的出现和流行，凸显了隋唐佛寺强大的教育文化功能，成为中国佛教自汉至唐六百年输入和学习期的思想、制度和建筑文化的高峰和总结。佛寺各学院常由弘扬不同思想的学派名僧主持；名僧们亦各因其所精、所长而驰名当世。这种制度颇类似今日高等教育中的众多导师主持的课题研究组方式。僧侣们可以根据兴趣或需要，追随不同老师学习。

（5）第三阶段，“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中国禅宗制度“清规”及专宗寺院“丛林”的创立，成为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创举和标志性事件。根据《怀海传》、《禅门规式》、《禅苑清规》、《敕修百丈清规》、日本京都东福寺所藏的《大宋诸山图》中灵隐、天童、万年、径山等南宋禅宗“五山十刹”的布局图样及日僧道忠无著所著的《禅林象器笺》，佛寺布局特点：由南至北沿中轴线依次布置山门（多为层阁）、法堂（演法传法之堂）、方丈（长老住持之居所）；法堂西侧为大僧堂（僧众集体禅修、起居、饮食、议事之所）、经藏；法堂东侧设厨库（厨房、库房及职事堂等）、钟楼。在这些主要建筑的外围，附建相应配套功能。起初，这一全新布局也仅是作为禅宗宗派的教育和弘法基地而存在的。但在唐末“会昌法难”令其他各宗破坏严重、元气大伤时，这一布局以其优良的适应性得以迅速流行。到宋真宗时，翰林学士杨亿向朝廷呈进《百丈清规》，为这一布局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并借政府力量在全国推行。这一佛寺布局深刻地影响了自中唐至宋元间中国佛寺的发展方向。佛寺建立了以长老为中心、下接负责教务的“西序”和负责总务的“东序”两条并行的行政序列。这种组织方式被直接物化在了寺院建筑载体上：“方丈”居于中轴线上“首”的位置，与传法讲法的“法堂”毗邻或相连；“大僧堂”等教育类建筑布于西侧，表征“西序”；“厨库”等后勤行政类建筑布于东侧，表征“东序”。组织管理与空间布局高度统一，僧团以“随众”为重要修行原则，发展出一套准军事化的学修管理模式，强调在日复一日的集体生活起居中消融“我执”、渐悟自心。朝参夕聚、念听礼忏等学修活动，均要求所有成员共进共止，严格遵行；鸣钟击板，延误即罚。集体的农作或劳役实行“普请法”，长老执事须躬先领头，为众表率，并成为丛林每日的必修功课。

（6）第四阶段，中轴纵深式布局。宋以后佛教的发展趋势大致是三教合一与世俗化，佛寺的经济基础及生活方式在历经社会剧变、战乱频繁之后，与封建社会农业经济（包括自身劳动和租佃地主经济两方面）和乡村文化（祖先崇拜、鬼神崇拜等）更加融合。寺院经济的主要来源为香火、经忏、募化、租息等，所以寺院的礼仪、崇拜、宗教服务和经济功能日益强化，在经历数百年演变后，佛寺布局逐渐形成一套稳定和通行的布局模式：设置一条深长的中轴线作为整个佛寺建筑群的主轴线；沿佛寺（通常面宽小、纵深大）的纵深方向依次排布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自宗所尊的佛殿、其它佛或菩萨殿、法堂、藏经阁等主要建筑，形成中路佛殿区；在中路东西两侧附设寺院内部生活区及后勤服务区。当今的新建佛寺，包括百合普门寺，仍在当代信息社会和生活方式、现代建筑技术和材料情况下延续着这一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