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大学将近十年，熟悉的、认识的和见过的本科生、研究生、教授与博导们越来越多，但有时想想真正值得自己尊敬和佩服的却寥寥无几。无论是学识还是人品，接触学历越高的人渐多之后，越有虚无飘渺浮生若梦之叹。
苏东坡曾说：“人生忧患识字始”。相对这种忧患传统而言，鲁迅所谓“人生糊涂识字始”一句则对读书人的精神顽疾有着鞭辟入里的洞悉和批判。无论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还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黍”，这些话语中都透露出一种对知识极度膜拜的功利心态，唯书论、唯识论仍然对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完善与独立自由精神造成了严重的束缚。
福柯认为“知识”与“权力”关系密切，对知识（学历）的狂热实际上暗含着对权力、地位等功利价值的逐求。这种读书至上论在当下的经济浪潮中愈演愈烈，唯学历是瞻实际上已成为许多部门用人的潜规则、习惯性思维。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发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学历与素质本身越来越呈现出不一致的趋向。学历高、读书多的人，并不都是具有高素质、完善人格的人，他们反而更容易成为权力、利益拜物教的忠实信徒，为了追求地位与金钱可以恬不知耻，读书人应有的礼义廉耻在他们身上销蚀殆尽。相反，在一些学历很低的社会底层百姓中间，我们反而能够感受到淳朴善良的自然人性和乐于助人承担道义的精神与品质。
刚入大学的时候，我曾因为对大学自由、美好的校园生活而激动得满脸通红精神亢奋。但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了本科同学之间的冷漠与算计。为了获得寝室中的“话语权”与“核心”地位，两位女生在班会上小题大做指桑骂槐；期末考试，副教授的儿子公然拿了专业试卷题目悠闲地解答、背诵，几个女生肉麻地套近乎；区区不到千元的奖学金，硬是让昔日的恋人相互揭发，其间谋略叠出，令人叹为观止；保送前夕，猜忌、谣言、热嘲乃至举报等种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演出了一出活色生香的现实版“无间道”。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知道荀子为何发出“性本恶”的感慨，才进入大学校园就已经能够较为熟练地运动权术计谋；同时我也才相信，随着环境的改变（进入初步具有社会色彩的大学）和地位的提升（从中学步入大学），人的思想和行为是会随之而改变、自觉地加入到大众的“浪潮”中去的。
学历的提高，除了知识的递增、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眼界的开阔，对当事人而言似乎并无实质的改变。相反，人心的隔膜越来越深，童心逐渐成为明日黄花踪迹难觅。读书人总喜欢为自己塑造一层朦胧色彩，让人看不真切。在一高校的网站上，我看到了某位获得全国大学生某某之星称号的硕士生为自己“打造”的申报材料：因为面试太差而被某名校拒绝，最后变成了为了更好地守护亲情而主动放弃了大好的机会，也没有为自己成为对洪战辉事迹的拷贝而心虚；一个永远夸夸其谈没有实话的人，反而成了永远充满了感恩的代表；一个迎合领导、配合宣传、毫无人性深度、溢满说教气息的舞台剧脚本，演出中的让人反胃居然被自己描述成引起强烈反响；而最耐人寻味的是，此君巴结领导、配合宣传、鞍前马后的行为自然不是纯粹出于“感恩”、不问收获的，在其被“推荐”、顺利进入全国侯选之后，该校网站不失其时地发出生号召，鼓动全校师生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
随着高校门槛的骤然降低，越来越多的在职硕士、博士加入到了蔚为大观的高学历群体中来，其中政府官员又是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类型。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官员们学历的普遍提高并不能遮掩腐败现象的大量存在，甚至一些拥有高学历（其来源暂且不论）的官员们竟成为贪污腐化的典型。河南省原副省长吕德彬因涉嫌刑事犯罪，被撤销副省长职务，并依法批准拘捕。一查他的学历才知道，原来吕德彬是大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美留学生，获堪萨斯大学博士学位，集学术专家、民主党派等多种特殊身份于一身，却涉嫌买凶杀死比自己年轻20多岁的妻子并碎尸，其学历之高与素质之低的反差令人深思；2007年8月28日，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因犯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北京市高级法院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富于戏剧效果的是，曹文庄拥有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学历，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题目是《论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这不是周星驰拍摄的《喜剧之王》，而是硬扎扎得让人心痛的事实；如果说曹文庄一案还近乎戏剧的话，那么原山西太原市委书记侯伍杰案件的侦破则简直是一幕荒诞剧：拥有中央党校的研究生学历的侯伍杰，其腐败案乃是由黑社会覆灭案偶然牵出！
鲁迅曾以“醉虾”来比喻中国的知识分子，若以此形容高学历低素质群体，则再恰当不过。与培根所言“知识就是力量”不同，中国当代的众多高学历知识分子有种类似“醉虾”的身份，知识积累得越多，越是容易麻木自己的灵魂和对现实的感觉。书斋的闭门造车以及对理论的重视、底层体验的忽视，导致了他们不仅对于学历的盲目崇拜和对个人能力的过分迷恋，而且有一种弥漫开去的顽固的精神优越感、虚伪的言行特色以及“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的冷酷和生命热情的丧失。如果说鲁迅先生发现的是动乱年代那屠杀者中间，竟有许多戴着眼镜的青年学生在投书告密、助官捕人的真相的话，那么我们今天面临的却是比青年学生接受更多教育的高学历群体人文素质、民主精神匮乏的更为尴尬的处境。
站在公交车上，看着坐在自己旁边高谈阔论研究生就业形势、却唯独对身边颤抖着的老太太熟视无睹的场景，我总是觉得内心虚弱，自己同为高学历中的一员，却丝毫没有任何的底气为他们也为自己说上一句辩白的话。倒是望着窗外，身着工作服的环卫工人搀扶着过马路的老人家的自然、与同事闲谈时的亲切，不禁油然而生一股陌生的熟稔与温馨。
如果说成熟意味着世故与虚与委蛇，那么是否也暗示着获取某些东西的时候必须让渡出另外的内容；高学历的获得，必然以人性扭曲、是非部分和麻木不仁为代价？每每在报上读到某博士在互联网揭露“内幕”与导师反目成仇、学生剽窃导师策划书稿的消息，每每在生活中遇到对颤巍巍走近乞讨的老太太怒目相视神色鄙夷的硕博士们，每每在听到某教授与学生关系暧昧乃至名校教授嫖娼的传闻，每每听到研究生因为自己漏洞百出的毕业论文受到老师轻微的批评而背后粗口骂娘教养全无，这时我总是恶狠狠地打自己一个耳刮子，并为自己是其中一员而羞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