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在癸卯年冬月十二，正午方过，日头尚暖。我自昆明城西北隅启程，去赴一场与山寺古塔的约会。此行目的地明晰——玉案山、筇竹寺、宝风塔，这三个名字如珠玉串联，在滇中文化脉络中闪烁了千年。

“玉案山”之名，初见便觉风雅。登山途中遇一老翁，他拄竹杖指点：“你看这山势，可像古人读书的几案？”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群山环抱中，主峰果然平缓如桌案，冬日的苍翠在阳光下泛着温润光泽，确如玉色。老翁又说：“古时山里出产白玉，故得此名。”无论形似还是质喻，这名字都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山的形神。

过了三碗水湖，石阶在松林间蜿蜒，时见三五成群手持弹弓的人。他们不射鸟雀，只以瓶盖为的，噼啪声在山谷间回响，为幽静山道添了几分人间趣味。行至山腰，忽见一座道观——青云宫，朱门紧闭，匾额上“闭门谢客”四字墨迹犹新。从门缝窥见院内茶花正艳，想来是道长们正在清修，不忍俗尘扰了这份清净。

穿过“玉案晴岚”牌坊，转过两个山坳，筇竹寺便现在眼前。这座始建于唐贞观十二年的古刹，是中原佛教入滇的第一座禅寺。关于寺名由来有多个版本，寺中碑记载：唐代高僧雄辩法师在此结茅修行时，见山中生长着一种节长中实的异竹，状若筇杖，认为是佛地灵苗，故以“筇竹”名寺。我在寺门外墙边和大雄宝殿右侧斋堂果然见到几丛筇竹，竹节疏朗，与常见的丛生竹大异其趣。

寺院依山势而建，层层递进。天王殿、大雄宝殿、华严阁依次坐落在中轴线上，两侧厢房、梵音阁、祖堂等建筑如羽翼展开。最妙的是整个建筑群与山体浑然一体，既有禅宗寺院的严谨规制，又得山林野趣。

殿前的“三木”堪称镇寺之宝：一株八百余年的元柳杉，需三人合抱；一棵传为宋代所植的古梨树，虽已老态龙钟却依然开花结果；更有那株山玉兰，冬末春初开花时香满全院。松鼠在古木间跳跃，丝毫不惧往来香客。一只橘猫慵卧在石阶上，任凭游人抚摸，俨然寺中主人。

筇竹寺在佛教界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五百尊举世闻名的罗汉塑像。这些完成于清光绪年间的雕塑，出自四川民间艺人黎广修及其弟子之手。

在罗汉堂前，一位值守的居士讲述着黎广修的故事：这位雕塑大师为让罗汉“活”起来，日日流连于昆明街头巷尾。菜市场里观察贩夫走卒的神态，茶馆酒肆揣摩众生百相。他将卖猪肉的壮汉化作降龙罗汉的原型，把街头嬉戏的孩童塑成欢喜罗汉的模样。所以这些罗汉才会如此生动——有的在耳语私语，有的在开怀大笑，甚至还有罗汉在掏耳朵、抠脚丫，全然打破了神佛与人间的界限。

更令人称奇的是，黎广修还将自己的形象塑入其中——那位手持画卷的文雅罗汉，正是他以自身为蓝本的作品。这种将艺术生命融入永恒佛国的做法，何尝不是一种深刻的禅意？

在方丈院外的廊下，我遇到一位在此修行二十余年的老僧。他邀我喝茶时，讲起筇竹寺另一段传奇：“你知道么，上世纪四十年代，本寺曾有位方丈选择还俗，娶了位‘白富美’。”

那位方丈本是佛学造诣精深的高僧，却在中年时遇一留洋归来的富家千金。女子为他的学识气度倾倒，甘愿留在山中学佛。日久生情，方丈最终选择还俗与女子成婚，在当时引起不小轰动。

“后来呢？”我追问。

老僧微笑：“后来他们移居南洋，捐资重修了寺里的藏经阁。你说这是破戒还是续缘？”他指着院中那株山玉兰，“佛门讲机缘，有时看似背离，何尝不是另一种修行。”

出筇竹寺继续上行，林木愈见幽深。穿过一片松林，眼前豁然开朗——宝风塔巍然矗立于主峰之上。这座八角七层密檐式砖塔，始建于元，重修于清，塔名“宝风”，既取“藏风聚气”的风水之意，也因山风过塔时声如天籁。

立于塔下，可见塔身斑驳，砖石间苔痕斑斑。绕塔三匝，见各层佛龛中的石雕多数保存完好。塔基新近加固过，可见文保部门的用心。凭栏远眺，昆明城郭与滇池烟波尽收眼底，确有“一览众山小”的旷达。

下山时我选择途经郊野公园。冬日的公园格外寂静，只有风吹过松林的涛声。在公园最高处，意外遇见驼峰飞行纪念碑——一座形如机翼的白色建筑肃穆高耸。碑文记载着二战时期中美飞行员在此开辟“驼峰航线”的壮举。站在碑前，遥想当年战机穿云破雾，与眼前静谧山景形成时空交错。

回到山脚已是日影西斜。回望玉案山，筇竹寺的钟声隐约可闻，宝风塔的轮廓在夕照中如剪影。那些生动的罗汉、还俗的方丈、闭门的道观、嬉戏的松鼠，还有山道上的弹弓声，共同构成了一幅立体的生活禅卷。原来，佛不在远，就在这日常的烟火气息中；禅不必寻，就在我们路过的每一处风景里。这大约就是昆明人常说的“好在”——玉案之形，筇竹之名，古寺之韵，宝塔之风，连同那些流传久远的故事，一同沉淀于心，化为对春城山水人文的又一份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