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的根正庙红、苦大仇深，要不怎么当红卫兵呢，要不怎么能和山西老农打成一片呢。从他的书上抄几段：

    我的双亲也是贫苦农民，他们经常对我们说：“不希望你们和我一样整天象田螺整天在地里爬来爬去。我们自己这样就足够了，想让你们走另外的路。”但是只能允许一个孩子上大学，于是就让哥哥们把机让给了我这个老三。哥哥尽管也很想上大学，但还是高中毕业就开始工作了，并给我往东京寄生活费。

    可是我一入学就热衷于搞学生运动，只上了一段时间课，不久就退学了。我对别人打圆场说我是中途肄业有点学历诈骗的感觉，实际上我一开始就退学了。虽然没有在教室里学习，但是得到了在社会中学习的机会，广泛地结交了朋友。但很早就和中国发生关系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虽然距离成功的人生相当遥远，但是能有今天，也是多亏了双亲和大哥。

    我自己的每一步都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想法，没有一丝遗憾，但事实上我还是背离了双亲和兄妹们的期待。我甚至连表面上孝敬父母的事都没有做。父亲死后，孤身一人的母亲说：“你哪怕偶尔回来一下也不行？”可我却每天忙于工作，连这一点都没做到。

八卦一下。看老高的履历：1966入东京大学，1970年肄业，1971跑到中国朝拜毛泽东。联想到1960年代后期全球左派大学生的泛文革运动，可以推断那时的小高是日本红卫兵的一员，手举红宝书，一心要造反搞世界革命，没读完大学可能与此有关，想必是参加过占领东大校园的斗争吧。那些昔日的左翼青年，在革命年代过时之后，很多人的理想主义色彩依旧，很自然地转变为绿色环保份子。

在网上搜一了下，找到一篇介绍日本学生运动的史料：

简说日本学生运动      

作者：冰冷雨天


上世纪的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到七十年代初，是一个青春的年代。

那是一个全世界的年轻人用热血和理想去企图改变这个世界的年代。

当年在邻居日本，学生运动也轰轰烈烈，甚至不亚于中国，而且在中国红卫兵们偃旗息鼓以后，日本年轻人们还走向世界，在欧洲，亚洲和中东手持自动步枪和手榴弹和不共戴天的帝国主义敌人进行武装斗争。

日本的学生运动由来已久，追根寻源可能可以追溯到1918年东京帝国大学学生们乘所谓“大正民主”的机会成立的“新人会”。第一次大战以后席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得学生运动迅速转向共产主义。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以后，学生运动更是如火如荼。随着日本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对学生运动的取缔和镇压也随之升级。到了1933年京都大学法律教授泷川幸辰（战后曾任京都大学校长）的学说被政府正式认定是“过激派言论”，泷川本人也被赶出校门以后，在宪兵和特高警察镇压下日本学生运动销声匿迹。领导学生运动的日本领导们也出走中国，在延安坚持反战斗争。

战后，随着占领军的民主改革。口号为争取教育民主化的学生又卷土重来，1948年成立了“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简称“全学联”。战后的学生运动一开始还是和战前一样，受日共的领导，但是逐渐地学生运动就和日共分道扬镳。和人们想象的相反，到了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顶峰，学生运动和日共几乎没有了关系。

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是日共在战后的方针变幻无常，一开始是认为学生属于小资产阶级，而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工农大众，对学生运动失去了战前的热情。加上朝鲜战争开始以后日本国内政治的右倾化，日共领导人又重返中国避难造成领导权丢失。还有就是日共在1951年将其议会斗争路线改成武装斗争，而在1955年又宣布放弃武装斗争。如此左往右来，造成学生们无所适从，加上此时苏共开始的反斯大林运动，使不少共产主义运动的阴暗面公布于众，日共名声大坏，所以学生干脆另立山头，自己摸索道路。从此日本就有了所谓“旧左翼”和“新左翼”的说法，日共和其控制下的组织被称为“旧左翼”，而反日共的形形色色的左翼组织侧被统称为“新左翼”。

反斯大林运动的结果使斯大林的政敌的托洛茨基理论再次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斯大林走下了圣坛，也就意味着托洛茨基不再是 “反革命”的代名词。不再意味着是分裂主义者，叛徒，小资，冒险主义，反共，而是一种可以讨论的思想。于是托洛茨基主义在学生中成为热门，60年代日本学生运动的两大派别，“中核派”和“革马派”的口号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帝国主义”当然指的是美国，“斯大林主义”不仅指的苏联，同时也指中国，指所有执政的共产党。执政就是斯大林主义，要革命就必须坚持托洛茨基主义。

战后日本的学生运动有两次高潮，一次是从1959年开始的“安保斗争”，目标是反对日美安全保障协定的修改。

“安保斗争”的序曲应该说是全学联开始的“砂川斗争”，反对砂川美军基地扩建的运动。一开始日共在砂川驻有工作队，可是在日共宣布放弃武装斗争时连驻砂川的工作队也撤走了。在砂川人看来，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叛卖行为，所以后来砂川斗争真正开始以后，砂川人坚决拒绝日共的参与。

砂川事件的当时是学生和砂川市民胜利了，政府不得不放弃测量计划，扩建也就不了了之。学生胜利的原因很多，比如政府并没有决心要干，法曹界也有不少人同情学生，在审判被捕学生时，法官的判决不但是“全员无罪”并且判决扩建美军基地“违反宪法”。违宪的官司是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但是政府方面也不愿招惹更多麻烦。

1951 年与旧金山和约一同签订的规定美军在日本驻军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将在1961年满期，修改为《日美协作与安全保障条约》。这时就是“安保斗争”的主要部分了。学生运动反对这一条约首先是从反对驻日美军这一简单出发点开始的。但是到了在国会审议这一条约时，有人对条约里“为了维持远东地区的和平安全”这句话里的“远东”提出质疑，外相藤山爱一郎在答复时说：“以日本为中心，菲律宾以北，中国大陆一部分，苏联的太平洋沿海部分。”

这种解释让日本人和亚洲人想起了15年前的“大东亚共荣圈”！到底是在修改《日美安保条约》还是在为再次侵略亚洲而铺路？现在不只是学生，其他市民也发出了疑问，参加到“安保斗争”中来。

当时和日共对立的学生运动的中心组织是一个自称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其实在更大程度上是托洛茨基派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为了强调自己的原教旨性，特地用德语的“Bund”（同盟）作爱称。

当时的岸信介内阁利用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而在1860年5月19日强行表决通过了这个条约，要钻法律的空子——既然参议院可能无法通过这个条约，那么只要参议院不否认这个条约就行了，岸信介的计算是参议院无法审理这个条约而使之在30天后的6月19日自然生效。

这自然遭到了各界的反对，要想使已被众议院通过的条约法案实效，除了在6月19日前打倒岸信介内阁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而岸信介内阁对于连日全国六百万左右大规模游行示威装聋作哑而使之在6月19日清晨零点自然生效。岸信介内阁的辞职是6月23日的事情了。

“全学联”和“Bund”没有很严密的组织，任何人只要说他是“全学联”了，他就是“全学联”了。作为一个革命党，这是致命伤。全学联当时根本没有秘密工作的经验，甚至连公开和秘密的两套领导班子都没有准备，以至在羽田机场和警察对峙时78名学生领袖被警察一网打尽，一直到安保条约自然生效以后才被释放，这也是斗争失败的一个原因。

斗争的失败使“全学联”发生分裂，1963年学生运动的中心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成“革马（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和“中核”两派。各派分别参加反对当时已经进入泥沼的越南战争和反对三里冢建设新空港的斗争。

这时日本学生运动开始了第二次高潮，即所谓“大学斗争”。一开始是一直与学生运动无缘的庆应义塾大学在1965年1月反对大学学费上涨开始的，一直发展到了全校罢课。这次庆应的运动和以往零散的学生运动不同，从一开始就很有组织性。运动只持续了两个星期，结果是以塾长（校长）高村象平辞职，取消强迫购买校债的做法，比较和平地得到了解决。

但是和平的学生运动好像到此为止了。过了整整一年，1966年1月，这次是和庆应大学截然不同，战前开始就是学生运动中心的早稻田大学学生因为学费上涨和学生会馆的管理权问题与校方发生对立。这次风潮一直到6月份才结束，被称为“150天斗争”。

1965 年12月20日校方决定上涨学费以后，1月份反对运动就已经发展到了全校罢课。学生在校园内筑起路障街垒，阻止入学考试的进行。校方在2月23日招来警察机动队强行驱散学生，并逮捕了203名学生，总算保证了入学考试的进行。但是警察一撤出学校，学生们又聚拢了起来重新抗议，结果是总长（校长）大浜信泉辞职，学校撤回上涨学费的决定并且同意由教职员和学生联合管理学生会馆。

到现在为止的“大学斗争”基本上都是私立大学反对学费上涨的斗争，没有多少政治上的含义。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学的规模在不断扩大，添置新校舍，新设备的财源不足，学校因此向学生转嫁包袱。这几场斗争学生胜利的一个很大原因是教职员同情学生。作为学费上涨收益方的教职员的观点是政府应该加强对私立学校的基本建设资金补助，而不应该听任学校向学生转嫁经费负担。

但是到了1968年，这次日本大学的情况就不一样了。4月1日的新生入学典礼刚过，第二天国税厅的调查就发现日本大学有20多亿日元的去向不明。日本大学也是没有过学生运动的学校，但是和庆应大学不同，庆应大学学生是对政治不感兴趣，而日本大学则是由独裁管理排除学生运动。学生们淤积下来的对校方的不满正好乘这个机会一气喷发了出来。

这次的日本大学问题其实成了一个大学本身的存在方式问题，已经超越了学校经费管理的范畴。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理论的影响，日本学生们提出来了“教育为谁服务”的问题。教育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本家提供劳动力这个问题。

日本大学的学生运动，从一开始就是流血抗争。日大有体育的传统，学生中所谓“体育系学生”，也就是拿体育奖学金的学生较多，而这些学生的利益是和校方一致的，所以 “体育系”和“全共斗”不断发生流血冲突。但是虽然有校方的支持，“体育系”学生却占不了上风，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日本已经进入了全面学生运动的时代。

几乎与日本大学同时，东京大学也闹起了学潮。其实东京大学的学潮是在1967年开始的，但一开始仅仅是限于医学部的反对研修医制度的斗争，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当年麦克阿瑟给日本医学界带来了一个“研修医”的制度，医学院学生毕业后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研修以后才能正式从业。但是在实际上这个制度成了医院和开业医师使用低价劳动力的手段，一直受到医学院学生和年轻医师的反对。

这次东大医学部学生举行无限期罢课，医学部也毫不示弱，一下子对17名为首学生的处分，包括开除4名，东京大学从来没有过的处分行动。

但是受到处分的学生中，有一名当时人在九州，不在学校，并且就住在医学部部长丰川行平的外甥家。但医学部对这种明显的冤案视若无睹，坚持处分。医学部学生在1968年6月15日占据了东大的象征——安田讲堂。

安田讲堂被占领以后，东京大学校方打破了不成文的规律——招来了警察机动队，驱散了占领安田讲堂的医学部学生。这一下子把一个学部的问题扩展到了全学校。并且一下子招来了全东京，全国各大学的支援学生们。

那个时候的学生运动有一个很重要的时代背景和共同口号，就是反对美国在一个落后的小国进行的一场十分不得人心的战争——越南战争。在这时候被揭露出了一件大事，就是美国军方一直在向日本的大学提供研究基金。牵涉到的有包括19所国公立大学在内的25所大学和包括4所国公立研究机关在内的9所研究机关。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于医学和生物学，而且全是细菌和病理研究。研究项目虽然不直接是军用项目，但是能够很容易地转为军用。当时正好是美军开始在越南喷洒除草剂的时候，知道真相了的学生们都为被作为杀人犯的帮凶而利用大为愤怒。反越战，反安保和争取大学自治管理把学生运动推倒了高峰。

各校之间组织了“全学共斗会议”，简称全共斗来统一指挥。几乎所有教职工和学生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运动。政府对付学生运动主要是出动警察机动队进行镇压，但应该说刚开始的时候警察的态度还是比较和缓，对不少学生的过激行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但是从1968年下半年开始，警察的态度趋向严厉，这是因为当年9月4日一名警察在日本大学被学生投出的石块造成颅骨骨折而死亡，这件事使警察和学生彻底对立。

1969年1月18日开始警察在使用武力驱散占据东京大学安田讲堂的学生（被称为“安田讲堂攻防战”）前，政府专门拨款7亿日元为警察购置催泪武器。警察在进攻时毫不留情，使用推土机，喷水车，催泪弹，甚至用直升飞机从空中直接播撒催泪剂。终于在35小时后的19日下午5点46分占领了几成废墟的安田讲堂。

第二天（1月20日），东大毕业的内阁总理佐藤荣作视察现场，见到母校的象征安田讲堂的劫后惨象，不禁怅然泪下。但是大多数传媒则认为那不是因为伤心而落泪，而是被残留的催泪剂给熏的。

东大安田讲堂事件以后，虽然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等还在继续斗争。但整个学生运动的中心从关东转到了关西，主要以京都为中心进行。一般把安田讲堂事件作为分水岭来把学生运动分为前期和后期。后期和前期最大的不同就是从一开始就是暴力冲突。此时学生们已经走向过激，后来留下不少传奇的“赤军派”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武器也从石块，棍棒发展到了燃烧瓶和炸弹。并且到处有学生袭击警察企图夺取枪支的行动。

现在日本的《燃烧瓶防止法》就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遗产。

但是从1969年9月以后，学生运动就开始衰退了。衰落的最大原因当然是仅靠学生的力量是无法和强大的国家机器抗争的。此时被捕的学运活动家越来越多，保释金达数千万日元，经济来源大部分靠街头募捐的学生组织在经济上已经无法负担了。另外，日本学生运动的目标不确定性和内部抗争也是促成其衰落的一个原因。

当时的日本学运，口号繁多。“反对越战”是大家一致的，“反美反斯大林”大家也都没有意见。但是牵涉到国内问题是就一件无法统一了。比如其中有一个口号是：“自我否定”，一开始是反省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到了后来就干脆成了从物理上否定大学教育的怪论。“皮之不存”，还要大学生干吗？

学生组织的内讧，一开始还只是造反的学生和亲校方的学生们的争斗。到了运动全面开展以后就成了造反学生之间的争斗，并且愈演愈烈。

日共始终没有支持过学生运动，那些形形色色的NEW LEFT（新左翼）在日共看来全是一些共产主义的叛徒托洛茨基派。所以在他们领导下的学生运动也只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小丑跳梁”，从一开始“全共斗”和 “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日共所属的青年外围组织）就争斗不断。日共在学生运动中置身事外虽然得保其身，但付出的代价是整整一代人对日共的反感。

后来“全共斗”内部分裂出来的“中核”和“革马”更是势如水火，生死不能相容。同根所生，一旦翻脸，仇恨比他人更甚。加上“革马”派有名的“临阵逃亡”事件，更是让“中核派”咬牙切齿。东大安田讲堂事件时，前去支援的各派都有自己的阵地，“革马”派的阵地是安田讲堂侧翼的一座建筑物。但在警察机动队开进东大校园之前，“革马”派做出了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决定并且在此之后一直拒绝解释理由：他们撤出了自己的人员，让警察顺利地占领制高点，居高临下地用高压水龙痛痛快快地浇安田讲堂的守备力量。

“中核”派对这种叛卖行为的报复，就是从肉体上消灭对方组织的成员，用当时学生运动的话叫做“歼灭”或者“击沉”。但是“革马”派是一支非常典型的“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组织，在内讧中反而始终占上风。两派又发明了一种新的战略，争先恐后向警察告密，以洗干净自己组织的恐怖活动嫌疑。这样警察渔翁得利，大量的学生活动家被捕入狱。

学生运动走到了这步田地，已经是山穷水尽了。分裂为被称作“五流十八派”的各学生组织，派别之间的斗争也日益激烈。七十年代以后，各派学生组织之间的武斗到了经常死人的地步，最有名的就是“浅间山庄事件”。

这时走上历史舞台，为日本学生运动打上句号就是极富传奇色彩的“赤军”。“赤军派”原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BUND）的最左翼，人称“关西BUND”，因其主要活动分子为京都，大阪等地的大学生。他们从学生运动失败的教训中总结出来一定要搞武装斗争。“赤军派”在公众场合下第一次露面是在1969年9月 5日东京日比谷公园的学生集会上。“赤军派”立即引起了日本公安警察的注意，一星期以后的9月13日，警察就一下子抄查了他们在全国的五处据点，逮捕了21人。

“赤军派”从一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就导演了人称“大阪战争”和“东京战争”的大量“M行动”。抢劫邮局筹集资金（MONEY）来购置枪支弹药，甚至直接抢劫警察派出所以获得枪支。但是1969年11月5日他们在大菩萨山口设立用来训练袭击首相官邸的秘密基地被警察破获，武装部队53人被一网打尽，残余人员纷纷逃往海外。逃往海外的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以大阪市立大学学生田宫高麿为首的9人在1970年3月31日劫持了日航的“淀”号飞机投奔北朝鲜。另一部分则是重信房子，奥平刚士等前往中东，投奔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简称“人阵”），组成“赤军派阿拉伯委员会”，又称“阿拉伯赤军”，后改名“日本赤军”。

　　继续留在日本活动的一部分赤军派则于1971年和一个叫做“日本共产党神奈川县常任委员会革命左派”的一个毛主义小组织合并，成立了“联合赤军”。“联合赤军”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在思想上不伦不类的组织，集托洛茨基主义，石原莞尔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之大成，1972年2月29日联合赤军在“浅间山庄”进行 “肃反整风”时被警察包围，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没有参加浅间山庄肃反的漏网者后来不少出国参加了“日本赤军”。

1973年在“冲绳归还”时的学生运动是战后日本学生运动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那以后学生运动就几乎成为了历史名词。

现在还有没有学生运动？还有，今年5月3日宪法纪念日，那次学生运动的名门，日本大学反对修改宪法的学生们在新宿和反对他们散发传单的右翼组织还打了一架，双方各有几人受伤。路过的一位正好也是毕业于日本大学的行人十分感慨地说：“看那光景好像回到了70年代，真想不到现在的日本居然还会有人为了意识形态去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