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旧贴，也是本人最用心的一次出游记录)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从我参加工作起，苏轼的这首《定风波》就一直压在我的玻璃板下。那是一幅小楷书法作品，是我刚参加工作时，特意请一位书法写得好的同事给我写的。十多年来，无论换过多少工作岗位，也无论搬迁多少次办公室，那张已经有点破损的纸笺却从来不曾扔掉。
诗爱李白，词爱苏轼。然李白仙风道气难追，而苏轼的逸兴与放达却只需一颗平常心即可。不信，请看这个“夜饮东坡醒复醉”的居士的另一首《定风波》吧：“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再想想同是谪贬岭南的唐代宰相李德裕吧，进入潮州，即悲叹“风雨瘴昏蛮海日，烟波魂断恶溪时。岭头无限相思泪，泣向寒梅近北枝。” 在这样凄惨的心境下，抵达海南不到一年的李德裕就忧郁而死。“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看望崖州！”海口五公祠内供奉着的这位牛李党争的重要人物之一，曾让多少人唏嘘不已？
而苏东坡却在一贬再贬万里投荒之后，还直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即使60多岁流放海南之际，他还将寓所命名为载酒堂，在这里凿井酿酒、开馆讲学，传播中原文化，培养出一批汉黎学子。所以后人评论苏东坡的这一段经历，发出了“东坡不幸海南幸”的感慨。
因为对于苏轼的热爱，2000年，当我独步天涯路时，远在儋州的东坡书院，便成了我必去的地方。
“我来踏遍珠崖路，要览东坡载酒堂。”
在海口长途汽车西站乘豪华大巴舒舒服服到那大，窗外的风光很是宜人，只是高速公路两旁几乎每一座山山岭岭都被挖了几榔头，很是不解地问邻座，才知道那就是著名的洋浦开发区，挖的那几榔头便是开发商圈地的标志。在那大乘中巴摇摇晃晃到中和镇，在中和镇坐三轮车，一路颠颠簸簸中，但见斑斑驳驳的屋宇下，或挂着镜子，或点着香炉，或画着形形色色的的神秘图符，让人不由心生敬畏。于是就敬畏地收回目光。直到三轮车停下，再抬头，眼前是一片开阔之地，一座与周边的环境不怎么和谐的瓦屋朴拙的大院落。师傅告诉我：东坡书院到了。
那么这座古木掩映、书香扑面的院落就是东坡曾谪居经年的地方了；这就是曾将自然界的瘴疠和人类的蛮荒驱逐得很远很远的载酒亭了；这就是东坡为酿酒而凿的井了；——而这位戴笠踏屐、步履从容的老人，就是东坡先生了！
当我的目光越过这尊雕像，才知道走在那条风雨泥泞的小道上的苏东坡要寻找的居所，已不是载酒堂，而是远在“牛栏西复西”的桄榔庵了：“半醉半醒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据说是某位提举大人派遣使者渡海抵儋，将东坡逐出了载酒堂。无奈之中，他只得在城南一个污水池旁结庐而居。虽是一座草堂，却总算让“居无室”的东坡有了个安身之地，为此，他甚至还写了诗来为自己庆贺：“漂泊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并称“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据说安顿下来的东坡在这座小茅庐中读诗论文，交友授徒之余，还曾在屋旁空地里栽上菊花，在屋后污水池里种上莲花。我不知道，亭亭净植于那一池污水中的白莲和灿烂盛开于那满地牛矢上的菊花，是否可看做东坡先生之于艰难时世中的某种隐喻呢？
有人说苏东坡其实是颇多牢骚的，譬如他曾抱怨“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暖炭，夏无寒泉”；也有人说他的放达也只是一种表象，实则内心深处忧惧弥漫。譬如他在寄王敏仲书中云：“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而当我在900多年后，经过如许周折与奔波，在儋州中和这个偏僻小镇上转悠，目睹这里的贫寒荒瘠，以及那些令人敬畏的神龛图符，我就想，即算时光无法回溯，但这样的评论家也许应该先在这里生活三年五载后，才有资格来和东坡先生的灵魂对话。
东坡不是圣人，作为一位才情横溢的文人，一位“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林语堂语），一位政治上的失意者，他怎么会感受不到自己的痛苦，又怎么会对于自己所遭受的一切磨难无动于衷呢？放达不是基于感觉的迟钝，也不是对于自身痛苦的麻木不仁，麻木不过消极的逃避而已。东坡的放达就在于他在如此真切地感受着自身痛苦与磨难的同时，努力超越于这种痛苦与磨难之上。在后半生流离辗转的谪居生涯里，他真正做到了“安贫乐道”。看，他一边感叹“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一边也在安慰兄弟说：“吾兄弟老矣，当以时自娱。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乐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品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与子明兄书》）
正因为胸有这些“非世俗之乐”，被贬黄州的苏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因而，沦落于“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困境生活之中，他亦可于月夜悠然“倚杖听江声”，并朗声吟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而站在乱石穿空的江边，他更是满怀激情地唱出“大江东去”的豪放歌声。
再贬惠州，已是畏途。但在无数迁客悲愤的泪水和绝望的哀叹声中，我们却听到了东坡“长做岭南人”的欢呼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东坡晚年回首自己的一生写下的诗句。惠州我没有去过，但清代惠州才子江逢辰曾自豪地说：“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苏轼对于惠州文化的影响于此可见矣。
即使以年迈之躯发配到了“人不堪其忧”的儋州，苏东坡依然“食芋饮水著书为乐，时从其父老游”，并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身边的黎族百姓，致力于改变当地陋习、改善黎汉关系、培养黎汉学子等，在这片蛮荒之地竭其所能慢慢播种一些文明的火种。《琼台纪事录》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在东坡书院，我曾与一位院内园丁闲谈良久，他给我讲了当地流传的许多与东坡有关的故事，包括狗仔花的由来和东坡井的传说等。时至今日，他说的那些故事我已记不真切，唯有他站在东坡井前说的那句话，却一直在我的耳边萦绕。
受到保护的东坡井口被铁丝盖网住。我问他：“井里还有水吗？”他说：“还有啊，井水从没有枯过哩。”我又问：“那井水还能喝吗？”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默默地看着那口井，良久，抬起头，对着我喟叹一声：“几百年了啊！”
六年多来，每当我回想起东坡和东坡书院，耳边就会立马回响那一声喟叹。我甚至疑心，那位看似没有读过多少书的普通园丁，或许，就是东坡先生的某位隔世弟子。
其实也不用奇怪。如今，在这座偏僻的小镇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百姓，也许不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但连蒙学小子都有可能知道苏东坡的名字，并以他与这里的关联、给这里留下的人文财富和对于子孙后代的影响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