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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七点多刚打开手机就接到盛其芳老人的电话：“许教授，一直打不通你的电话，山东临沂被打的那个人八点多就被停药了，没钱治病，在同仁医院。”
“怎么回事？”
“她上访，被临沂驻京办的打成重伤。昏迷，可医院不给治了，怎么办啊。”
我沉默了一会，告诉他：“九点到九点半之间，同仁医院门口等我。”
我真的不想被打断思路，这些天一直在写《美好政治》系列。我的手机本来是一直关着的。半个小时草草整理完一篇计划要完成的文章，冲到肯德基买一个汉堡，上地铁。
盛其芳老人已经在医院门口等了，还有受伤者的姐姐和母亲。急诊室二层观察病房，一位女士昏迷在病床上，脖子被塑料架子固定，旁边没有吊瓶。
姐姐说，4月27号她被关押在青年凤凰宾馆，那天下午妹妹也被临沂驻京办从马家楼拉过来，头栽倒在汽车里面地板上。姐姐听说后过去扶起她，问怎么了，她很费力地说被打了，肚子痛，然后就又昏迷了。打了几次120和110，终于把妹妹送到右安门医院。医生说，没事。求医生给开点止痛药医生也不给开，说回家吧，没事。只好偷偷把妹妹送到同仁医院。拍片子的时候不敢说她是被接访的打的。但是后来向一位医生说了实话，医生就说，没事的，医院没病床了，你们回家吧。幸运地是终于找到了一位有良心的医生，他看了之后很吃惊，着急地说，千万不能让她动，有生命危险，赶紧抬她到床上，不能让她动。后来知道，妹妹被打脾破裂。带的几千块钱很快花完了。今天早上，开了药，但是没钱了，拿不了药，吊针就停了。找马家楼派出所，派出所也只是说在协调，从早上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用药。
抱歉，我不知道是早上八点就已经停药了。我后悔耽误了这十几分钟时间，收起相机，“走，我们去找医生。”
来到一楼。急诊医生办公室。我问医生，这个病人需要不需要紧急治疗？医生跟我们来到病房，摸了摸病人的腹部。然后问我，“你是他什么人？”
我只是一个普通公民，我说。
“那我不跟你说。”
“那好，你跟她家人说，她需要什么治疗，需要什么条件。”
“按照开的药治疗。”他说。
“但我们没钱拿药啊。”姐姐哀求。
“走，我们下去拿药。”我平静地说，正好，今天我身上带了银行卡。
划价，这个晚上的药费是850元。似乎这个过程很漫长，终于拿到了单据，一直很坚强的姐姐突然跪到了地上，泪流满面。我扶起她，想我应该早一点来，应该早一点。从来没有像此刻觉得这点钱这么有价值。
“哦，姚晶啊，知道了，不用拿病例了。”护士们看了单子，开始忙碌起来。十点一刻，生命的药液终于开始慢慢滴下。姐姐拉着孩子再一次下跪，此刻，眼睛湿润的是我。
他们一家来北京上访，因为2006年妹妹和母亲被人欺负，打伤很重，但对方被判缓刑。妹妹不服一直上访。2007年被临沂驻京办的打成了脑外伤，也曾经被送过精神病院。这一次是被临沂驻京办的一个姓李的在马家楼打的。那个人的手被姚晶抓破了，算是有证据。马家楼派出所也过来问了，但是家人也不敢奢望犯罪者会被追究责任，家人只想能有治疗就谢天谢地了。
4月29日那天临沂驻京办和平邑县的领导都来过，但是他们只是去了医院办公室，没有一个人来病房看看。
姐姐去拿药了。母亲讲一家的遭遇。前几天，4月22日，青年凤凰宾馆，她眼看一个老人被临沂驻京办的打的昏迷不醒，浑身抽动，尿了床，被送医院了，不知道死活。那是一个很黑很黑的黑监狱，我听到的同样的故事太多太多了，我怎能不去黑监狱呢？我受的一点皮肉之苦跟同胞们承受的苦难相比算的了什么呢。在一个特权腐败成为常态的社会里，他们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可是他们偏偏认死理，执着上访，他们是这个国家的贱民，他们是我的同胞，我的兄弟姐妹。
走廊里突然传来呼救声，一个妇女被五六个男人拖走了。护士进来说，“待会外面有吵闹不要开门。”也有一个男人挨个进门说：“把门关好。”
我和盛其芳来到走廊里。又有两个妇女一先一后被五六个男人拽着拖向电梯。我问怎么回事，没人说话。那个妇女在电梯关门前喊了一声“中国没有人权！”
我再问，怎么回事。其实，这时我大概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姐姐在一旁说，听说他们是东北的，在天安门服毒自杀被送到这里的。一个接访的恶狠狠地问我干嘛的，我说在这里看病人。“没你的事，一边去。”
“绑架！怎么会没我的事？”我说，“应该报警。”
可惜这时我的手机没电了。一个挂着同仁医院胸牌的男人过来说，“我就是同仁医院保卫处的，你少管闲事啊。”
刹那间，我终于爆发了，我听到了一个仿佛穿破时空的惊天动地的怒吼：“丧——尽——天——良——！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丧——尽——天——良！丧——尽——天——良！”
恍惚中，我穿过人群，接访的都散开了。
我们来到病房。我吩咐姐姐去叫医生把明天后天的药都拿来，因为明天我没有时间过来。叫她把病例要过来，多复印几份，如果医生不给，我去要。那一刻我有一种幻觉，我会指着医生直至院长的鼻子，“妈的，把病历给我交出来！”
2005年5月10日，河南长葛市王金英在南站附近被接访的打断肋骨和脚踝骨，扔在一个枯井里，幸好被人救起。在右安门医院，她被搁在走廊尽头用木板挡住。在那天之前她已经被地方政府毒打九次，她居然一直坚强地活着。那次很后悔，我没能向医生要出病例。还有很多很多上访者被打伤，他们常常要不到病例。这一次住院几天了，医院也不给。
还有右安门医院那个叫曾锋的医生，他一定是受了贿赂，他居然给姚晶的诊断是没病，让他们回家。我真想给他一巴掌！可是此刻，我却如此如此的悲伤。
笑蜀兄打电话过来，我说我在同仁医院，他问我钱够不够，我说卡里有几千块钱，这两天应该没问题。
还好，姐姐顺利地要回了病例。但是，医院不给开药了。说用完今天的，明天再说。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是希们望赶他们走。我把身上还剩的200元现金留下，说，明天我还会过来的。姐姐要给我打个欠条，我说不用了。
我告诉盛其芳老人一定要把病例多复印几份，保存好，向他们道别。已经没有通往西直门的地铁了，我独自走上过街天桥，突然忍不住失声痛哭。我打个车，回到家，跪倒地上，再次痛哭，我感谢上帝让我来到这世上承受这一切。然后，我平静地起来，写下这个故事，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我要告诉他们什么是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