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征地充满暴力与血腥。有官员甚至说：“哪有拆迁不死人？”可见在拆迁中，死人已经习以为常，不再算新闻，除非是自焚。四川的女业主唐福珍自焚后，北大五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建言废改《拆迁条例》；国务院也说正在准备修改——这话已经说了好几年了。殊不知两会开后，《拆迁条例》只字未改，北京大学却发布公告撤销包括北大公法研究中心和北大宪政研究中心在内的四个中心，而在上述两个中心中，五教授就有四个是其研究人员。
《拆迁条例》是恶法，固不待言；其实，82年宪法就大有问题。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新加了一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一条把千千万万私房业主对其土地的所有权剥夺干净，为以后的强制拆迁大开方便之门。法恶人更恶。就算城市土地都属于国家，但国家属于全体国民，因此，土地增值的利益理当由全体国民分享，不该由政府官员霸占。说是政府与开发商勾结，这话当然不错。但是按照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富力地产总裁张力在两会上的发言，地方政府卖地的利润高达200％，而开发商的利润只有10％。
如今的地方政府，都靠土地财政过日子。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主。在中国，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人要使用都必须向政府买，而且买下的还只是使用权。农村和城郊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但国家可以为了“公共利益”征收征用。政府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地，然后再以极高的价格卖给开发商。不错，在理论上，政府只是管家，因此，官员们无权把卖地的钱直接据为个人私有，但是，他们却很可以用这种或那种间接的方式把这笔钱大把大把地花在自己身上，例如修建豪华的政府大楼，高档的公务员住宅——官员们可以用市场价格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购买，还有高额的公款消费、公费医疗、公费养老等等。这些都是明目张胆的，至于私下取回扣、收贿赂揣进自己腰包，那就不必说了。拆迁征地的利益十分巨大，一头牛身上可以扒下五、六张皮，无怪乎各级官员乐此不疲，他们使尽各种手段，视人命如草芥。我们就是把拆迁征地看作是共产党对人民发动的一场战争也不过份。
是的，也有不少民众说，他们不反对拆迁，他们欢迎拆迁，因为拆迁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或者使他们能凭空得到一笔不小的补偿费，好比天上掉馅饼。是的，这些年来，很多民众的居住条件确实比以前有了改善。但是这些人很少想到的是，天上不会掉馅饼，那些利益原本都来自土地增值，政府非法抢占了大头，同时还直接侵夺了很多民众的正当权益。一般人常犯的毛病是，当有人从他们的口袋里掏钱，他们知道那是对他们利益的侵犯，但是当政府从国库里偷钱，他们却感觉不到那也是对他们利益的侵犯，因为国库里的钱不在他手头，他们很少感觉到国库里的钱也有他的一部份。我想，随着房价越来越高和权贵们越来越富，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一点。
在中国，没有民主选举，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面对强势的政府，反抗拆迁征地的民众处于绝对的弱势。他们的抗争往往是单枪匹马的、分散的，锣齐鼓不齐，因此很难取得成效。都说人类社会是有机体。此话也对也不对。无孔不入的商品交换，无远弗届的资讯交流，早把世界联成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但是，人类社会又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体。眼睛里落入一粒细微的沙子，牙齿里长了一个小小的洞穴，内脏中混进了一些肉眼看不见的病菌，你就会全身不自在。然而，在人类社会呢，当一些人被抢劫被剥夺，被殴打被监禁，其余的人却未必都会感同身受。几家欢乐几家愁，饱汉不知饿汉饥。这就是为什么罪恶可以发生，以及并不是都能得到及时制止的一个原因。
有人说，那些钉子户，那些为拆迁而不断上访的访民是贪婪。这种批评明显站不住脚。想想看吧，当他们一次次地上访，不顾政府的打压，不顾跋涉的辛劳，不顾个人钱财的消耗，有的人甚至采用十分屈辱的方式（如下跪）或十分惨烈的方式（如自焚）。这怎么还可能是出于贪婪？非常明显，他们争的是公道。他们应当得到我们的同情与支持。
也有人批评拆迁户太愚昧，还指望着包青天，指望着官员被感化良心发现。这种批评也不对。实际上，拆迁户的所作所为主要是做给我们看的，是做给公众看的。他们希望感动的首先是我们，是公众。他们是在呼吁我们给予同情和支持。他们的抗争，以及所有民间的抗争，能取得多大成效，端赖于有多少公众站出来声援。一个人自己烧死自己，这当然不可能阻止暴力拆迁。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当唐福珍自焚时，她实际上是在用她的生命向我们发出最后的呼唤。如果我们都挺身而出，用各种方式表达强烈的抗议；后果还会是一样的么？
现在有个很不好的倾向，但凡有人采取非暴力抗争，就有不少自以为看穿了看透了的人出来冷言讥讽，说你们幼稚，说你们与虎谋皮。在他们眼里，除了手无寸铁的抗争者和全副武装的权势者，就再没有别的了。他们心安理得地把自己置于看客的地位。这种人未必不能明辨是非。很可能，这种人自己早先多半也抗争过，但遭受挫败后就放弃了抗争，然后看见别人还在抗争就表示不以为然，非但不去助一臂之力反而要去泼冷水。这就不应该了。这在客观上帮了专制政府的大忙。
现在中国社会最大的病患莫过于冷漠症的蔓延。正是这种普遍的冷漠，才导致了权势的骄横。冷漠虽然不是罪恶，但它是一切罪恶得以发生的条件。事实上，人类反抗暴政的斗争，就是反抗冷漠的斗争；结束了冷漠，也就结束了暴政。
拆迁征地问题是个大问题，它导致了大量的群体事件和尖锐的社会冲突。中共最高当局并非不知道这一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但唯其如此，我们更难指望它自己会认真改正。因为它害怕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连锁反应，它在错误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太远。它改不起。
这就导致两个严重后果：其一是，由于共产党已经堕落成强盗集团，它生怕失去权力后会遭到人民的清算，故而对民主化更恐惧更敌视；因此中国的民主化要启动就更困难。其二是，一旦中国走上民主之路，面对着空前规模的财富分配不公，清理工作将极其复杂极其繁重。如果说中共当年的革命是第一次抢劫，尔后的改革则是第二次抢劫。这两次大抢劫已经把全中国的财产关系带入空前的混乱。我们可以想像的是，一旦中国民主了、法治了，仅仅是围绕着土地和住房，就该有多少打不完的官司和理不清的产权！
南非大主教图图力主在真相的基础上和解与宽恕，然而他也提醒我们赔偿的必要性。图图说：“如果有人抢了我的钢笔，然后请求我宽恕他，那么他必须退还我的钢笔，否则他的悔过和坦白就等于零。只要条件允许，坦白、宽恕和赔偿应该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份。”这是不是又要搞共产，搞痞子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呢？不是。当然不是。共产党当年搞的是对正当财产的非法掠夺，我们现在提出的是对非法财产的正当讨还。两者正好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