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山兄提出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大课题,周德威收燕之路很长,从易县到北京,走山路,存在多种可能,每种可能性,每种可能性的每一段,都可以分解成一个或多个出走课题。完成这个大课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
将历史公案通过出走课题加以还原,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不管有意无意,宋琪所谓周德威收燕之路,实属张冠李戴。
周德威收燕与李嗣源救燕,一先一后,一平原大道一山地孔道,一大张旗鼓一蹑手蹑脚,一先声夺人一攻敌不备,一大军压境一奇兵奔袭,一稳扎稳打寸土必争一避实击虚孤注一掷,除了起点易州和终点幽州相同,两次战役的进军路线再无共同点。
如楼主所分析,宋琪若非口误或误记,而故意指鹿为马,则有心理暗示的目的。
第四、古城村的“古城”与宋辽时期的安祖寨有关
1995年11月在村西出土了三块晚唐时代的墓志。墓志记载,墓主人“殡于幽州幽都县西界三十里房仙乡新安里岗原”或“墓于幽都之西三十里新安原”。说明,晚唐时古城村一带应该叫“新安里”。
新安之“安”应源于安祖寨。安祖寨至少唐代以前就有,唐代墓志称所葬地为新安,是北辛安得名之源。《宋史》记载,宋太宗讨伐辽时有大臣宋琪献计,建议兵出易水抵桑干河,出安祖寨,离东边的燕城才30里地。今衙门口地区古称东安祖(佐),那么西安祖(佐)在哪里?在今古城村西一带。因为唐代墓志的‘新安’可能是‘西安’之误。西、新音近,‘安’则专指安祖寨而言。可见安祖寨的历史很长,它的地理位置是在不断变化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石景山地区是古老的永定河的出山口,河道在不断变化,必然影响到地面居民点的变迁。
根据之一是“古城”至少应该指昔日的西安祖寨。按北京城从西到东的发展规律,西安祖寨的形成应早于东安祖寨,唐代就已经废毁过。查北京史志可知,安祖寨历唐、辽、金、元,多次废毁,原居民早已四散。明代移民来古城村现址后,把村西的古寨遗址叫‘古城’顺理成章。辽、金、元时期治理永定河,西安祖寨应该有军队驻扎。其北有金沟河古道,永定河主河道也会在卧龙岗受阻后,掉头向此处冲来。那时的军营,必须有简易的营寨才可保证安全,住在西安祖寨遗址是最好的选择之一。原古城村西有一道叫土龙岗的高坡子,可能就是金元时期营寨利用旧时西安祖寨的遗迹。
其二,原古城村村西的大影壁是古城村标志之一。石砌,素面,高4米多,长约20米,面东有佛龛。按说,大影壁应在村南或村东,可在古城村它却到了村西,极为罕见。但如果把大影壁看成原西安祖寨的原物,就好理解了。它的身后是土龙岗,也就是西安祖寨的东寨墙,说明西安祖寨是坐西朝东,符合辽金时期人们崇拜东方的观念。
其三,明代的移民以永乐年间规模最大,那时此处的安祖寨营寨遗址正好可以安置,而遗址恰像座老城或土城,这也是古城村所以得名古城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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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门口位于石景山区东南部。北起老山,南至永定河,为京西交通要道。因清代此村设一名。此村原名安祖寨,始称于宋。据《宋史•宋琪传》:北宋端拱二年(989),宋太宗将伐幽蓟(北京),召群臣各言边事,欲纳良策。吏部尚书宋琪献技曰:讨伐路途坎坷,可取道太行山麓北进。“涉涿水(今拒马河)并大房山,抵桑干河(永定河),出安祖寨,则东瞰燕城,才及一舍(合三十里)”。明代文献记载:此村后分为东西二村,东名东安祖,西曰西安祖(在永定河西岸),明末又经演变称东安左、东安庄等名。另据民国《中国地名大词典》记载:“安祖寨在京兆宛平县西。”清时于此村设宛平县第一衙署掌管方圆十里乡村的民政、纳税、诉讼、遂得名衙门口。清《光绪顺天府志》说:“衙门口村,旧有碣石宫近此。”《史记》:“邹衍如燕,昭王筑碣石宫在幽州蓟县西三十里,宁台之东。”据考,衙门口衙署旧地初在上街,坐北朝南,前有两株古白皮松,后迁至街东今小学校内,其原址有四合庭院、围廊、戏台、石楼等建筑,雕梁画栋,富丽堂皇,依稀可见当年规模。此村历史上街巷纵横,寺宇甚众,有法云寺、三教寺、明堂寺、马神庙、五道庙、安祖庙等十余座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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