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李嗣源所率先头部队从苛萝坨刚一出山，闻讯而来的契丹大队人马已在山外列阵等候，把前行的道路遮挡得严严实实，“契丹以万骑遮其前”。 这阵势让晋军之精锐部队也都“将士失色”，但主帅毫不畏惧，决心以死相拼：“为将者受命忘家，临敌忘身，以身殉国，正当今日”。遂“以百余骑先进”，来到阵前，用胡语（李为代北人，出自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混居的地区，会说胡语不足为奇。）向契丹人叫板：“汝无故犯我疆场，晋王命我将百万众，直抵西楼（指契丹人的祖籍地）灭汝种族。”“尔辈非吾敌，吾当与天皇（契丹国王耶律阿保机被契丹人尊为“天皇帝”，亦为契丹军主帅）较力尔。”这话说得有点粗，有点大，可豪气冲天。
好个李嗣源，话说的漂亮，冲锋陷阵也是一马当先，竟率百余骑径直冲向百倍于己的敌阵。三进三出，杀敌无数，自己毫发未损，还斩杀了契丹军的一位首领（即史书所云“酋长”、“酋帅”）。眼见自己的主帅英勇无敌，其余将士再无惧色，三千骑兵一拥而上杀入敌阵。契丹军抵挡不住，开始后退，“后军齐进，契丹兵却，晋兵始得出。”
关于晋军与契丹万骑交锋的时间、地点，《旧五代史》记载为：“距幽州六十里，契丹万骑遽至”，“距幽州两舍（一舍为三十里），虏骑复当谷口而阵”。这与我们上面引述《资治通鉴》的记载不大一样。如果全面比较一下两个版本上有关幽州解围之战最后一天的战事，就会发现《资治通鉴》记述的较为详细，从两军相遇到几次交战都一一提及；而《旧五代史》的记述甚为粗略，没有不同战事之分，只用一两句话就把所有战事都交待了。很像是从每个战事截取一个片段拼合而成，故有不当取舍之嫌。两版比较，还是《资治通鉴》的记述更为可靠。
冲破契丹军的封堵，从山中走出的救燕大军将以一条什么路线前往幽州呢？他们所能走的、也是最该走的还是那条庞潭古道。如今苛萝坨以下，庞潭古道原来的模样一点也找不到了。但是庞潭古道原有走向依然保留在这一带老人的记忆中，遗存在沿途各村街道的布局上。
沿苛萝坨老街的走向，出村一里来地，就到了另一个村子的村头，这就是石厂村。村里现有一条近似东西向的长街，民居分布在长街两侧。与苛萝坨的老街一样，石厂村的长街也是建在庞潭古道之上、保留着原有的走向。老的石厂村还在这段古道上建了两道石门，村西头的叫西栅栏门，村东头的叫东栅栏门。一东一西两道石门及围墙曾护卫着整个村子，也曾护卫着庞潭古道。仅存的东栅栏门额现被安放在村中的文化广场上。
出东栅栏门，庞潭古道继续向东延伸。下一个村子是栗园庄，然后是西辛秤村，再后是东辛秤村。从东辛秤村上永定河西岸大堤，过河便是庞潭古道的起始点——庞村。栗园庄、西辛秤村、东辛秤村的街道布局同样可以看到庞潭古道的踪影。特别是东辛秤村，它的一条主要街道从西南向东北延伸，正对的就是庞村渡口。如果不用庞潭古道来解释，现代人是无论如何也看不懂这条当不当、正不正的斜街的。
当代考古证实，庞村早在唐代就已存在。这个位于永定河（当年称作桑乾河或桑干河）东岸的村子，历经千年名称不改、村址不移，就在于它一直是永定河上的渡口。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庞村是城西地区通往老北京城（唐代的幽州城、辽代的南京城、金代的中都城）最重要的渡口。只是到了元代以后，城市中心北移，永定河上游的麻峪渡口、三家店渡口才胜过了庞村渡口。
即便如此，庞村渡口也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之初。听庞村的老人讲，最后一位船老大叫老郭四，所用木船一次可装五个驮，若放上条凳一次可乘二十多人。渡船过河不是用桨，而是借助一条栓在两岸之间的缆绳，靠辘轳来回拉拽。抗战爆发那年，二十九路军撤出北平就是从庞村坐船过河西去的。除了船渡，到枯水期，渡口下游还会架旱桥。进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首钢大规模扩建，庞村的对外通道被阻断；同时随着庞村南侧京原路及京原大桥的修建与开通.、庞村北侧双峪路及麻峪漫水桥的修建与开通，庞村渡口才算真正退出历史舞台。现如今庞村对面的永定河西岸还保留有与渡口有关的地名：上岸村、桥户营，见证着这里曾经是渡口。
来到永定河西岸，看到的只是长长的大堤、宽阔而干枯的河床，古渡口的痕迹一点也看不出来。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庞村古渡竟然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着，这就是庞村野渡。经老乡指点，我们从大堤上的一个豁口（像是筑堤时预留的）下到河床。密实的蒿草中，一条曲折不平的小径伸向对岸。到了河床最低处，才有一股不大不小的水流，三根旧水泥管横在上面，三步两步即可跨过。小径七拐八拐来到东岸的大堤跟前，大堤近乎垂直，足有六、七米高，要不是有人贴着大堤垒砌出台阶（显然不是筑堤预留的），那无论如何也上不去。
由河床小径、水泥管桥、上堤台阶构成的庞村野渡的存在显示出庞村古渡生命力的顽强。按说，庞村与对岸的东辛秤已不再是交通要道上的节点了，再说庞村左近又有方便、快捷的公路桥，实在看不出这一带的人们有什么必要非在庞村老渡口处过河不可。合理的解释是，千年古渡的历史记忆与历史惯性让他们保留了在庞村过河的习惯。于是久而久之，人们硬是在庞村古渡原地生生踩出一条过河通道。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当地人把上岸处的台阶称作十八蹬。其实，十八蹬原为古代（具体年代不详）在庞村修筑的桑干河大堤。因为是由十八层花岗岩条石垒砌而成故称庞村十八蹬（亦称庞村十八堰）。十八蹬长350米，在每层花岗岩条石间均用江米汁灌缝，银锭扣锁连接。如今十八蹬已同现代的永定河大堤合为一体。当地人把“十八蹬”古为今用在了庞村野渡上，有意无意间将庞村野渡与久远的历史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庞村古渡无论怎样延续，这种延续也快要走到头了。报载：“5年后永定河将成湿地公园”。根据《永定河绿色生态走廊建设规划》，将在三家店至卢沟桥17.8公里的永定河段建四个人工湖。其中莲石湖自石景山至京原桥，长4.3公里，水面100公顷。莲石湖建成后，庞村野渡就整个淹没于水下。
当然，将永远成为历史记忆的不仅是庞村古渡，还有庞村本身。当我们好不容易在首钢厂区的缝隙中找到庞村时，看到的竟是一个又脏又破的村子。多一半的房子已被拆除，只留下砖头瓦块、残墙断壁；其余的不是破旧的老屋，就是突击翻盖的小楼。按说，处于现代化大工业怀抱中的庞村怎么着也该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门槛了，可眼前这个千年古村，现代不现代、古代不古代，倒像是一个被现代文明遗忘的角落。据了解，上世纪七十年代，首钢扩建已将庞村征用，村民全部转为城镇户口。不可思议的是，庞村居然能在首钢厂区的夹缝中生存了几十年，首钢居然能长期容忍庞村这块插在自己地盘上的“飞地”？谁都看得出来，只要首钢（包括它的继任者）稍一动胳膊动腿，庞村就会从北京的版图上彻底消失。
当年的救燕大军如果走的是庞潭古道的路线，那么他们就一定到过庞村，那时的庞村是什么样子现已很难想象；同样，他们也一定会在庞村古渡口一带渡过桑干河。当然他们不大可能用船渡河，几万人马靠一条小船渡河过于迟缓，最好是搭建简易便桥。即使一时半会建不起来，也还可采用其他方式渡河。
唐代兵书《太白阴经》济水具（即渡河工具）篇记述了五种当时军队常用的渡河方式：“浮罂（音英）”——把木板绑在数个瓮上作成筏；“枪筏”——木杆长枪去掉枪尖十根为一束，数束捆成一筏；“蒲筏”——将蒲席卷成筒状为束，也是数束捆成一筏；“挟绠（音耿）”——在两岸之间拉绳索，挟绳浮游而渡；“浮囊”——将整只羊皮系其孔，栓于肋下以浮渡。救燕大军究竟以一种什么方式渡河，我们难以知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桑干河没有成为前进的障碍，否则他们就不会在一天之内打到幽州。
顺利渡过桑干河的救燕大军来不及喘息继续向幽州挺进。他们所走的路线按宋琪的提示是途经了安祖寨（砦），“抵桑干河，出安祖砦”。当今一些专家学者考证，当年的安祖寨即是现在的衙门口村或其附近地区。衙门口村位于庞村的东南方向，正处在庞村通往幽州的必经之路上。救燕大军经安祖寨前往幽州的史实，又反过来印证了他们出山走的是庞潭古道路线。因为走其他路线就不必经安祖寨了。
关于安祖寨的位置，《光绪顺天府志》指向了另一个地方。“四十五里长新店，┅┅稻田邨，┅┅鲁城邨，亦曰庐城邨，安礼砦近此。宋史宋琪传言，安礼寨东及幽州四十余里。方舆纪要：砦在西南。按：南北监本，礼作祖。”长新店即丰台的长辛店，稻田邨即房山的稻田村，庐城邨即大兴芦城。芦城位于衙门口东南二十多里，距东北方向的古幽州城四十多里。看得出来，《光绪顺天府志》的说法是对宋琪所言“东瞰燕城裁及一舍”的误读。明明是一舍即三十里偏要说成四十里，明明是在西面偏要说成西南。故此说不足信。
我们原以为，从庞村到衙门口历史上怎么着也该有一条宽敞的大道。问及庞村的老人却被告知，庞村旧有通往京城的大道并非向西南走衙门口，而是向东走古城村、八角村再与京西大道汇合直达阜成门。实际上，曾经的交通要道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元代以前，老北京城（金中都、辽南京、唐幽州及更早的蓟城）在今广安门一带，故而今之庞村、衙门口、广安门一线就是当时的城西主干道。元代以后，随着元大都、明北京城的兴建，城市中心北移，经磨石口（模式口）、黄村、八里庄进阜成门的通道成了新的城西主干道。
尽管庞村到衙门口不再是主干道，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两地之间还是有一条不大不小的通道。在这一带老人的记忆中，此道从庞村经养马场、白庙、水屯到衙门口，两米多宽，有道槽，可行大车。后来由于首钢扩建，养马场与白庙两村的撤销以及修建京原路，这条通道才被截断直至消失。
衙门口村的历史与现状也显示出它曾是交通要道上的重要节点。上世纪八十年代，村南出土了上万枚汉代钱币。根据数量与种类专家认定，这些钱币不属窖藏之物而为流通之用。看来，早在汉代这里已是交通发达、交易兴旺的大型聚落了。唐代以后此地被称作安祖寨，表明它已成为扼守交通要道的关堡，且地位非同一般。整个“周德威收燕之路”所经村落几十个，关堡也有五、六个，史书留名的只有安祖寨一个。到了清代，衙门口已远离了城市主干道，它与南北两条主干道都不搭界。北边有自阜成门通往京西的大道，南边有自广安门经卢沟桥通往中原的大道。然而，衙门口的交通运输业依然十分发达。当时的主要运输工具是骆驼，村里养的骆驼有上千只。少的一家有二、三十只，多的一家能有百十只。大多是用骆驼从门头沟的煤窑驮运煤炭到城里去贩卖。同治年间，村里还专门成立了骆驼会馆，管理骆驼运输的相关事宜，解决贩运中的纠纷。
不在交通要道上却运输发达，这似乎可以从衙门口的历史找原因。至少元代以前，衙门口一直处于主干道上，固形成了长于贩运的历史传统和历史记忆。后来尽管主干道北移，可传统和记忆还保留着。再有，衙门口的通道不再是主干道，但道路还在，仍然能用作西部山区通往南城的重要通道。一种走法还是从庞村经衙门口去广安门；另一种走法从城西主干道上的北辛安转道古城村，经衙门口去广安门。当年衙门口村的人贩煤也多是去广安门煤市，时间长了村里就流传起一句人人能说的歇后语：广安门——没事（煤市）。
走进今天的衙门口村，会有两个突出的印象：一是村子大，二是街道长。进了村，无论是从北走到南还是从西走到东，都得走好一阵子。整个村子现有常住人口八千多人，流动人口一万好几。村子的管理机构——居委会就有三个。经了解，衙门口村的规模一直都比较大，并非经过合村、并村的行政干预。历史上大的村镇要么处于交通要道，要么是重要关口，再就是集贸中心，这几样在衙门口的历史上差不多都占齐了。由于村子规模大，街道多且长，叫得上名的街巷就有十条。
特别是两条平行的、横贯东西的长街：小横街——大横街与西街——东街，让人怎么看怎么觉得，衙门口历史上一定处于一条东西向的大通道上。
问起村名的来历，村里上点年纪的人都会说，村北曾有个大衙门坡。原是一个高台，占地十亩，有人还见过围墙、房基。后来平整土地把高台铲平了。有研究者考证，此地最早是唐初北平王罗艺建的官邸（即大衙门）。我们据此推测，北平王废止后，其官邸可能被用作了扼守城西主干道的关寨（关堡）。由于关寨所在的村落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安祖庙，因而这一关寨被称作安祖寨。安祖寨一定建有高大的门楼，这样站在门楼上就可“东瞰燕城裁及一舍”。
以当今的里程，衙门口到广安门一带也就二十几里。宋琪所言一舍其实是按唐代的尺度。据学者研究，唐代一尺合30.3厘米，而今尺为33.3厘米。折算下来，唐代的三十里也就相当于今之二十四里。仅就距离和方位来看，衙门口也与当年安祖寨的位置相符。
当年的安祖寨有坚固的寨墙、高大的门楼，应当是驻兵防守的好地方。但根据史书的记载分析，当年的契丹军并没有在安祖寨设防，阻击蜂拥而来的晋军。可能是契丹骑兵更善于在广阔的平原上置敌于死地而不善于打阵地战。同样，晋军也没有在安祖寨停留歇息、安营扎寨。要知道，他们的军事行动带有偷袭的性质，既然已经与契丹军接上火，就不能给敌人以喘息之机，而要一鼓作气、连续作战、一举打垮围城之敌。
实际上，晋军出山后与契丹军的第二次生死较量发生在开阔的平原地带。出山之后，李嗣源所部不再作前锋，因其三千骑兵实在无法与整个契丹骑兵军团抗衡，就只能与步兵一起行动。当行至安祖寨之西或之东的平原上，契丹军的大队人马（当有在出山口一战溃退下来的骑兵）包围过来，企图用骑兵的凶猛冲杀击溃晋军。本来在平原上与骑兵作战，步兵无险可依完全处于劣势。深知此情的晋军将领早有准备，还在出山之前，“李存审命步兵伐木为鹿角，人持一枝。”晋军步兵只因手中多了这么一个简单物件：带枝杈的树棍，契丹军的优势就荡然无存了。当契丹骑兵潮水般的冲过来时，最外层的士兵将树棍交叉立于前，形成一道栅栏墙，把整个军阵围成一个寨子。契丹骑兵冲不进来，只能围着寨子来回转圈。他们杀不到晋军，反而成为寨中晋军弩手的靶子。“契丹骑环寨而过，寨中发万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死伤塞路。”
这是幽州之战中晋军步兵与契丹骑兵的第一次交锋。由于指挥有方、战术得当，一向强悍无比、与步兵对阵如入无人之境的契丹骑兵被晋军步兵打得一败涂地。契丹军的第二道封堵又被冲破了。与以逸待劳的契丹军相比，一路长途奔袭而来的晋军似乎更有士气。一来，他们是为家乡的父老乡亲而战；二来，他们是“背水一战”。来到平原上的晋军已无路可退，不消灭契丹军，他们就会被契丹军所灭。此时的晋军越战越勇，势不可挡，谁也抵挡不住他们进军幽州的脚步了。
